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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到红旗沟的日子，比黄卫国在火车上所做的最坏打算，还要艰难得多。
他和同来的十几个知青，被安排在村西头一间废弃多年的牛棚里。虽然来之前，村里组织人简单打扫了一下，但西壁漏风的墙体，和空气中那股无论如何也驱散不去的、由牲口粪便和潮湿霉菌混合而成的刺鼻气味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们，这里曾经的用途。所谓的床，就是用几块高低不平的木板和土坯搭起来的大通铺，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、扎人的稻草，稍微一翻身，便“嘎吱”作响，仿佛随时都会散架。
比居住条件更让他们这些城市青年难以忍受的，是繁重到没有尽头的体力劳动和难以下咽的粗糙饮食。天蒙蒙亮，村里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放革命歌曲，催促他们起床下地。而收工的哨声，总要等到夕阳完全沉入西山，最后一丝余光被黑暗吞噬时才会响起。一天下来，每个人都累得腰酸背痛，骨头像散了架一样，连拿筷子的手都在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。而饭桌上，永远是黑乎乎的、能噎死人的窝头，和一碗清汤寡水、看不到半点油星的菜叶汤。
这种天堂到地狱般的巨大落差，让一些知青的心态迅速失衡。他们开始用一种自以为聪明的“甜蜜”方式，去接近村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，希望能为自己谋求一些便利，比如一个轻松点的农活，或者在记工分时能被稍稍照顾一下。
于是，一幕幕“甘临”的场景开始上演。张卫红抢着帮大队长家挑满了两大缸水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却只换来队长媳妇一句不咸不淡的“放下吧”。李建军则将自己省下来的半盒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偷偷塞给记工分的会计，会计半推半就地收下，第二天却依旧铁面无私，该记多少还是多少。更有甚者，在公社组织的欢迎大会上，用最华丽、最空洞的辞藻，声情并茂地赞美农村的广阔天地，表达自己扎根于此的“坚定决心”，引来台下社员们一阵礼貌而疏远的掌声。
然而，这种刻意的、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“甘临”，并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结果。农民们或许不善言辞，但他们看人看事，心里自有一杆秤。他们能轻易地分辨出，谁的汗水是真实的，谁的笑脸是虚伪的。那些“甜蜜”的言语和行为，就像浮在浑水表面的一层油花，虚假而轻飘，不仅无法真正融入这片厚重的土地，反而引起了村民们内心的反感和不屑。
这正是“临”卦六三爻所给予的深刻警示：“甘临，无攸利。既忧之，无咎。”
六三爻，阴爻居于阳位，位置不当，象征着采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去“临”近事物。用甜言蜜语、刻意讨好的方式去接近，看似是一条聪明的捷径，实则“无攸利”，得不到任何真正的、长远的益处。因为这种行为的出发点就是投机取巧，缺乏最根本的真诚，自然无法换来真诚的回应。
但是，《易经》的智慧在于它的辩证性。爻辞后面紧跟着一句：“既忧之，无咎。”意思是，如果能够及时地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“甘临”是错误的，并为此感到忧虑和不安，进而下定决心改正自己的行为，回归到踏实和真诚的正道上来，那就可以免除过错，重新开始。它不仅冷峻地指出问题，更慈悲地指明了出路。
黄卫国牢牢记着父亲在火车上的教诲。他没有去学那些人的样子，尽管他也同样疲惫和饥饿。他只是默默地埋头干活，哪怕手上磨出了血泡也咬牙坚持；他会主动向老农请教如何使用农具，如何分辨庄稼的长势；他用最朴实、最笨拙的方式，去学习、去适应，去尝试着真正“临”近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。他坚信，父亲说得对，真诚，才是唯一的、也是最终的通行证。
他没有让儿子住在条件稍好的村委会，而是和他一起，在知青点的土炕上住了三天。在这三天里，他亲自带着儿子，提着一小袋红糖，拜访了村里最有经验的老农——赵老蔫。
赵老蔫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，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。对于这些从城里来的“娃娃”，他起初并没放在心上。
但黄建国的姿态，却让他感到意外。这个看起来像个干部的人，没有一点架子。他虚心地向赵老蔫请教各种农活的技巧，从如何辨别风向，到如何看土壤的墒情。他问得非常仔细，甚至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，认真地做着记录。
他的真诚，打动了这位朴实的老人。赵老蔫的话匣子，渐渐被打开了。他开始滔滔不绝地，向黄建国传授着自己一生的经验。
黄建国用最真诚、最朴素的行动，代替了虚伪的“甘临”。他知道，只有真正地放下身段，忧虑着如何融入这片土地，才能真正地被这里的人们所接纳，才能最终“无咎”。
在和赵老蔫的交谈中，黄建国看似不经意地，询问了当地的水文、土壤和物候。他将这些从老农口中得来的一手信息，与那本《农业技术手册》上的数据，一一对应起来。
他这是在用一种最首观的方式，教导儿子，如何将书本上的死知识，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“活”的工具。这比任何说教，都来得更加深刻。
